文学作品

大命

作者:金沙国际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11-18 21:56     浏览次数 :1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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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三十年前的生死豪赌,赌的是我的一条命。

躺在病床上,我撕心烈肺的痛,眼泪从打做完手术就一直流着,控制不住的流。挖脚心的疼痛让我一会都不得安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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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前夕,我看着模拟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好,不由得踌躇满志。吃饭时,大姑妈却迟疑着,说:“你小时候……嗯,现在能考上一般的本科就很不错了。”我有些愕然,才意识到,大人们并未淡忘这事。然而,我记不得多少了。多数情节,是从爸妈口中得知的。

吃了大夫给的两片止痛药,一点都沒见效,我怀疑药是假的。医院说很贵就给了两片。

文 | 梅梅

爸妈曾经一遍又一遍讲起这事,当着自家人或亲朋好友的面。你讲一个情节,我补一个细节,一遍遍讲述后,那些早已消逝的日子仿佛获得了无限的延展性,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实。我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,又像是凭借了言辞的灯火,望向那记忆不能烛照的昏昧渊林。我已经分不清,哪些细节是自己真正记得的;哪些细节,是因了爸妈的讲述而想象的。

我疼的抱着脚叫,病房里的病友让我哭的也都跟着流泪。老公实在看不下去了,就去外面的药店买了五十元十片的止痛药,我喝了两片,还真不那么疼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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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件事发生时,我才三岁多——

我趴在床上迷糊睡了一会,又开始痛起来,这个药也只能停大概六小时的药效。

周五放学拉着箱子直接去医院,是我中学时的常态。

某一天,我感冒了。到县城医治,护士扎针多次,都没能命中静脉,阿爸和护士吵了几句,来了一个手法娴熟的护士,说血管太细,将针扎进了我的脑门。我至今记得,我半躺在街边小诊所的藤椅上,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。大姑妈来了,问我想吃什么。我说想吃罐头。不多时,大姑妈买来一个菠萝罐头,摇一摇,玻璃罐里一瓣一瓣黄色的菠萝,在糖水里沉浮。我抱着罐头,继续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。

这是手术的第一天,医生吩咐护士给我打了一只点滴。当时也沒告诉我是什么药,我问了一句:这药管什么的?护士说:管神精的。

数不清是第几次转院了,这次是市里最好,花费最高的医院。

这个情节是如此深切地印刻在我的脑海。我一直记得,这是后续的治疗,然而,妈坚持说,这是之前的事了。灾厄的到来,是在这之后三四个月。

这时我才意识到,我脚心的神精可能是给我刮坏了,要不怎么能做完手术快到一天了还撕心烈肺的痛。

弟弟那年三岁,母亲是高龄产妇,我比弟弟大了整整十二岁,在我的记忆里,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发烧。

那天,家里割谷子。早上起来,妈给我用开水泡了一碗白米饭,米饭里放了稍许白糖。我用勺子舀了饭,却没吃进嘴里,而是鼻子额头到处抹。妈让阿爸看。阿爸蹲下,捏住我的手,将勺子喂进我嘴里,刚一松手,我又将勺子抽出,鼻子额头到处抹。爸妈忙带我到县医院,初步诊断后,怀疑是脑炎,须得立即作进一步检查。家里正割谷子,那是半年的收成啊,怎么办呢?爸妈决定先带我回家。回到家里,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,一天里收尽了田里全部的谷子。到得晚上,爸妈再次将我带到县医院。

我的脚心做完手术我就后悔了,我后悔相信了诊断医生的话。现在是花钱在遭罪。

医生说:“这次的检查一定要彻底找出不断发烧的原因。”

抽血,抽脑脊液,种种化验做下来,确定无疑了,是脑炎。

我的脚是穿高跟鞋走路崴了一下,然后全脚都肿起来,脚心比较严重,走路都费颈。

我心头一紧:真怕弟弟被查出那些连说都不敢说出口的病,这一年,弟弟遭的罪已经够多了。

我住进病房。后来,想起这病房,我总想起初中宿舍,光线昏暗,床铺拥挤。病房里住了六七个小孩,最大的不过十来岁,得的都是脑炎。爸妈说,那年脑炎很“流行”。陪护的大人们或坐或站,让本已拥挤的病房愈发拥挤。我躺在靠窗的位置,窗后一座小山——近三十年后,我陪妈到县医院看牙齿,特意查看,住院楼后是否紧挨着山。我的记忆没错,还真挨着,是几十米高的石鼓坡。

吃了几天消炎药,也不见好,老公就说:去医院看看吧!

第二天,弟弟被初步诊断:脑炎和脑膜炎,确占其一。需要马上抽脊髓液确诊。

不久后,病房里又住进一人。大概十四五岁,是个大孩子了。妈说,他刚住进来那晚,病房里沉闷的气氛,被这孩子的妈妈打破了。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,她大着嗓门说,我家小娃没事的,他爸取钱去了,家里不缺钱,我们医得起……然而,到第二天晚上,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钱取来了没有,那孩子已然断气了。女人哭得声嘶力竭,孩子由沉默的父亲横抱着出门,长长的腿耷拉着,碰到门框上。妈说,她和外婆吓坏了,忙用裹被的带子将我的一只手绑在床头,生怕我的“魂灵”跟了那死孩子走。

我先去的是一个小医院,主治医生看了一下,也沒看出怎么回事,建意我去大医院看一看。

医生坦言:“对于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来说,抽脊髓液相当于一个较高风险的小手术,原因是可能有一系列的并发后遗症。”

刚开始习练小说这种虚构的技艺,这段记忆便难以阻遏地跳出来,成为小长篇《刻舟记》里的一个重要细节:

我就来到了本市的市医院,主治医师看了看,也沒诊断出毛病出在哪。就让去拍片。片子出来后,拿给一个医生看,看上去这个女医生也就三十左右。她看了看片子说:脚心有个疙瘩。

母亲什么话也没说,只是要我把开好的长期药带回去,再把银行卡和换洗的衣服带来。

“我漫长生命中第一个来访的记忆正如一片孤零零的胚芽……窗户被一座矮矮的山塞满了……一个女人从玻璃窗下端走上小路……她缓慢地往上走,两只手费力地托着一个白布单包裹的孩子,孩子已经死去多时,小脑袋沿她的手臂垂下,小小的脸蛋浮现出青草的颜色。床上的孩子清楚地看到了这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,同时感到自己正缓慢上升,跟躺在摇篮里没什么两样,甚至比那还要舒服……”

主治医师就建议我做手术,把疙瘩做下去。

来的时候和二姨一同,一路上我都没有说话,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。

这情境固然有许多小说化的演绎,但现实里,我确有这么个模糊的印象。一个女人抱着死孩子上山。也许只是一个女人抱着一包肥料上山。是我把肥料附会成了死孩子?肥料,死孩子,于宇宙来说,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?

我回家商量了一下,老公说:要真是疙瘩就做下去吧,要不走路也是费颈。

手里攥着的是父亲在外打工的工资卡,那是父母半年来的全部积蓄。

我的病况持续恶化,日日高烧难退。退烧针打了,没什么效用,得物理退烧。然而,医院里冰块奇缺。怎么办呢,阿爸只好出门买冰棒。整整一箱冰棒倾倒在我光溜溜的身上,冻得我皮肤通红,嘴唇发紫,仍然没把烧退下去。这细节,我隐约记得起来的,冰棒散发出的香甜、冷冽的气息仿佛仍升腾萦绕在周身。那是我平日里想吃又吃不到的冰棒啊。现在,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化成水。

手术约在周一的上午八点,我如时赶到医院,心里特别高兴,我想:把脚心这个疙瘩挖掉,我养个一个月也就能正常走路。总比现在不消肿,沒有希望强。

耳边是二姨不停的埋怨声:“你妈呀,就是太要强了,什么都一个人扛着,边上班边带孩子,这下好了,折腾的可不是自己一个人了,年纪轻轻就要把自己给逼死,这样下去,我看她连五十岁都活不到……”

有天晚上,某种我必须的药告罄了——爸妈说了具体是什么药的,我记不得了。怎么办呢?这时候,给我打针的护士说,她家里存有这药的。阿爸问小护士,能不能去她家里拿药。小护士同意了。就这样,阿爸骑单车,带着小护士往她家里赶。路不近,又没路灯,只有一轮月亮朗照大地。拿了药赶回医院,已经是三四个小时以后。

给我做手术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医生,姓杨。

我还是没说话,只是鼻子酸酸的,心里又愤怒,又害怕,但我知道,那是母亲的姐姐心疼她说的气话。

突发情况一个接一个。多年以后,爸妈讲起来,仍然提心吊胆。然而,我最终大难不死,又让他们得以轻松地说笑。比如,爸妈说,我刚进医院,医生过来检查,看到我的脚掌特别宽,竟找了尺子来量。阿爸很恼火,说你们不忙着看病,怎么忙着看脚啊。——爸妈讲述这事儿时,不再气恼,反倒笑出声来。再比如,我刚住下第一晚,在床上搞了件大事。爸妈没在医院待过,全然不知如何处理。情急之下,把我抱起,卷了床单,换到没人的隔壁床上。次日护士来查房,发现情况,捂着鼻子,连连问,哪个干的啊?昨晚住这儿的是哪个啊?爸妈心中有愧,又难免有种恶作剧的快乐,只能别过脸去,装作毫不知情。

他把我领进一个手术室,我躺下,他首先给我打了一针麻药,是局部麻,打在脚心上了。

那种感觉我永远都忘不了,心里又责怪二姨说的狠话,又怕她的“预言”真的变成现实,心脏皱缩成一团,却在心最痛的时候,说不出话来。

这几件事里的护士,是同一位么?爸妈没说,我也没想起来问。爸妈和那位救急的护士一直有联系,几年前,我还去看过她。在县城路口接我的,是她二十岁出头的女儿。三十多年前,她还没到她女儿如今的年纪。她叫做李保翠。现在大概已经退休了吧?

然后又叫进来两护士,一男一女,这两人看上去比杨医生得大几岁。女护士把各种手术刀消了一下毒,然后递给杨医生。

我们赶到病房时,外面是蹲在地上蜷缩着的母亲,里面是刚抽完脊髓液的弟弟。

我的病况,仍在不可遏止地加重。每次挂吊针,我都浑身疼痛,痉挛成一团。爸妈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然而,能怎么办呢?家里世代务农,爸妈连医学名词、药剂名称都很难记清,更不认识什么有名望的医生。

这时麻药劲也上来了,杨医生就把我脚心軋开了一个月牙形的口子,把肉翻开,自然自语的说:沒有疙瘩呀!

等医生离开,母亲进门抱起弟弟的时候,床上留下的是一个湿漉漉的小人儿形状。

又有人走了。家属哭声一片。外婆再次将我的手腕绑在床头。

我一听,这不是误诊吗,沒有疙瘩做什么手术?

那是弟弟哭过、挣扎过、疼痛或是被吓地满身出汗留下来的印记。

爸妈发现,旧的人抬出去,新的人抱进来,进进出出,竟没有一个人是治好了走的。

杨医生看了看我说:可能是包膜炎,我再往里轧一刀看看,然后他就在我脚心把半月形肉皮揭开,又轧一刀。

在那时,我还是很坚强。

阿爸每天到水房打开水,渐渐和烧水师傅熟识了。爸妈常常说其他,却从没说过他的名字。这位我不知名姓的烧水师傅,向阿爸介绍了个人,姓杨,名剑中,在县城中药铺卖药,偶尔也给人看病。病笃乱投医,阿爸觉得通过“熟人”介绍的人,更值得信任吧,便托烧水师傅请杨医生来看看我。到了晚上,杨医生果然来了,望闻问切一番,开出几味中药。此后每隔一两天,杨医生便会悄悄在夜间过来。阿爸拿了中药,到开水房,托烧水师傅帮忙煎药,煎了几道,浓缩成近乎糊糊状的一小碗,偷偷端到病房给我喝。

这时麻药劲过了,我疼得一个劲哭,两手抓住床板,痛苦的挺着。就觉得刀在脚心里挖,揪心的痛。

我看护、陪床、买饭、买毛巾,用最短的时间熟悉医院,餐厅、商店、取药处、充值处……十五岁的我在那时,每天忙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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